已經過去的2016年，來自中國的創新，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話題，引起了海外媒體和機構的熱議，也越來越多地受到業界和學術界的關注，這是中國創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與此同時，國內學界掀起一波對產業政策的討論熱潮。我們不妨把兩者放在一起考慮，創新和產業政策有什么樣的關系?這真是一個有意義的話題，尤其對于經濟轉型中的中國。
產業政策是指政府為某些產業的發展，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幾乎所有的成功的經濟體在自身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都使用過產業政策。對產業政策的討論不能離開具體的歷史發展階段，要歷史地分析產業政策的作用和影響。隨著產業政策的不斷演化，國際學術界對產業政策認識的不斷深入，真正需要探討的問題不是我們要不要產業政策，而是需要什么樣的產業政策，由什么主體，以怎樣的組織形式實施產業政策。
中國的經濟發展現在到達一個重要的歷史時點，從高速發展邁入中高速發展的新常態。中國經濟驅動機制需要全方位深度調整，從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建立完善的創新驅動機制成為當前國家戰略的重要方向。與此同時，全球經濟外部環境也處于前所未有的變革中，經濟和技術的全球一體化日益深入。在這雙重變化的情況下，中國產業政策該如何轉型，如何促進創新，如何與經濟發展和產業發展相匹配，什么是需要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去做的，什么要留給市場去做，產業政策該怎樣與市場配合、互補，從而最有效地推動產業發展，才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深入思考的。
傳統產業政策的歷史積極作用
傳統的產業政策，是指政府為了促進或抑制某些產業的發展，采取一系列政策干預措施。政府選擇重點產業、重點企業，進行有針對性的扶持，這樣的產業政策后來又被稱為“選擇性的產業政策”，這是一種“選秀”型的產業政策，由政府選擇扶持對象，用補貼、稅費減免、資源投放等一系列措施推動和促進選擇對象的發展。
傳統的產業政策，以二戰以后日本和韓國最為典型。改革開放以來，日本、韓國的產業政策對中國應用調控手段推動產業發展方面有很多的影響和啟發。政府采取價格政策、稅收政策、外貿政策、外匯政策、財政政策等一系列措施，對選取的重點產業、重點企業進行扶持。用宏觀調控手段去調節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產業和相關企業的競爭力。
毫無疑問，不論是日本、韓國二戰后的高速發展，還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高速發展，產業政策都在各自經濟高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扮演過積極的作用。
然而，這是以犧牲國家的產業前瞻性為代價的。“選秀”型產業政策是以發達國家的過往經驗為前提，別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這樣就沒有前瞻性，也難以應付技術和市場的重大變革。因此傳統的產業政策適合追趕型的國家發展初期，而且適合在有一定貿易技術壁壘的國際經營環境中。
產業政策轉型：賦能市場、促進創新與競爭
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實踐一直在演進，產業政策由挑選重點產業、重點企業采取各種保護措施定點扶持，逐漸轉向如何建立、促進健康繁榮的市場環境，如何促進產業內創新和競爭。產業政策設計的焦點應該轉向如何促進競爭，消弭市場失靈、保持市場的活力。設計得當的產業政策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總體上講，中國還是一個技術發展的后發國家，面臨增長動力轉換、產業升級，政府產業政策要從傳統“選秀”型政策轉型，著眼基礎設施、設計和創造市場、培育市場活力、賦能市場使其充分發揮資源優化配置的作用。這里有很多可以作為的方面。
建立法制完善的市場經濟環境。建立一個法制完善的市場經濟環境，保護創新的法制體系，是最重要的前提。這是保護市場健康運轉最基礎的部分。這也是新型產業政策設計和實施的先決條件。
人才培養。新型的產業政策更加關注基礎設施的建設，長遠來講，人才培養是市場賦能、鼓勵創新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大量的高素質產業工人是產業升級必要條件，建立良好的教育體系，源源不斷的人才培養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時間，因此，教育改革就顯得更加迫切。
增加不受限的技術供給。政府投資發展特定的技術，要確保發展的技術成果為整個市場全體企業所用。研究表明，在基礎性、高風險、高投入的技術創新初期，政府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綜合管理。新型的產業政策，需要綜合管理，而不是由專門部門管理，也不能政出多門，政策之間不能形成合力，甚至有相互矛盾的情況。
發展市場能力。政府要著眼于市場能力的發展，著眼于生態系統的搭建。政府不應該像是一個“保姆”，而要更像是一個“園丁”，提供適宜生長的土壤、維護適宜的陽光雨露，促進商業生態系統自身的演化。
總之，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時點，我們面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產業政策，而是如何從“選秀”型傳統產業政策轉變到賦能市場、促進創新和競爭的新型產業政策。只有如此，才能使理論的討論深入到現象背后，才能和經濟發展的實際良性互動，才能對中國產業升級具有切實的意義。
來源： 清華管理評論 作者：朱恒源 宋德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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